以九型之名,与我来一场生命的探索之旅!
写在前面
本文整理自心理咨询师李松蔚在《三连生活周刊》2019年第46期的封面讲解。因其理念和看法与九型人格相近,参考九型人格观点,整理于此,与大家共同学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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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明
文/李松蔚 整理/鲍俊伊 图片来自网络
我们的心理是不是真的有问题?
心理健康,相对生理健康,是更加抽象和宏大的命题。
现代人的很多精神疾病和痛苦,过去的人也有痛苦。但是过去,没有标准的名字,没有抑郁症、焦虑症这些可以描述的标签,给这些痛苦一个名字。而且过去,我们精神上的痛苦比较明确,因为物质匮乏,生存困难,我们作为人的方向比较确定—— 就是如何能够生存、繁衍,保证种群的存续。
那个时候,我们作为群体,有共同的敌人,天灾人祸,瘟疫饥荒,在那样充满危险和不确定的年代,我们的目标反而是高度确定的——就是如何在那样一个时代生存下来。
如果我们做到了,就很幸福,如果做不到,就会痛苦。
所以在过去,不需要在心理、精神上的痛苦做任何界定,因为这本身就是确定的。但是,当我们处于稳定、繁荣、发达的社会,饥荒瘟疫已经远离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我们有充分的自由去做自己,目标开始分化,我们产生了关于人生意义的迷茫。
具体地说,我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,我的感受,我的人生,我的追求,我的信念和这个时代、社会的要求是否吻合和匹配。
我是否可以做这件事情?
我是不是应该做这件事情?
还是我不应该成为这样?
这几乎是所有人心理困扰,甚至心理疾病的开始。
我们特别需要有专家与权威来告诉我们—— 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?这样的权威和秩序来维持我们内心的安定。于是,我们就弄出来各种心理问题的定义、诊断,是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不确定的时代找到的一种确定。
这是人们发明的权威规范。
举例说明,在传统的中国人情社会,搞好人际关系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,不用讨论。没有好的人际关系,就没有好的发展。不管你是否愿意,都会把建立人际关系、发展人脉当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去完成,这是生存的必备选项。
但是,现在这种情况出现了分化。
有的人开始发现自己比较内向,不愿意和别人产生过多的联系,更愿意独处,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些诊断:你这样具有社交方面的问题。而九型人格也把这样的人称为 缺社交,或者说社交本能发展不足。甚至比较严重的时候,心理学上会被称为社交焦虑障碍,孤独型人格,回避型人格。
通过这样,我们告诉人们,社会需要你们成为什么样子?
西方心理学发展到今天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,100多年中,发展出来了心理疾病、精神疾病一整套体系,如何解释各种症状,如何治疗对应的症状等。今天,这套体系不断地更新迭代,已经相当厚的一本书了。
一些原来的疾病被删除,然后一些新的疾病出现了。西方的疾病是西方的心理学家,精神病学家等通过西方的社会文化来界定的。他们有自己的信仰、价值观,而西方对于疾病的定义就是在他们的时代视野下,进行发展得到的结论。
这未必是终极的真理。
所以,在推广的过程中,这些诊断体系会遇到一些文化的问题。
比如,我们说到3号是成功型,往往是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,因为美国文化倡导勇争第一,力争上游。可是中国,我们更愿意低调谦虚,踏实肯干的人。3号在美国的形象,和在中国的形象,其实会非常不同。
这也让我们非常警惕,在不同的文化,不同的背景。包括不同的时代,应用这些诊断标准来为我们的精神痛苦命名的时候,这是否是合适的诊断?甚至这些是否是诊断?我们的痛苦真的是病吗?
在《像我们一样疯狂》一书当中,记录了两个故事,这个故事是一个美国记者写的。因为DSM诊断体系来自美国,美国把自己的诊断标准推广到世界各地,抹杀了不同背景、文化下本来就有的丰富精神现象。
比如,在斯里兰卡发生海啸之后,一个美国的团队到了当地进行了心理干预。在美国的诊断体系里面,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整套诊断标准,他们依据这套标准发现,在斯里兰卡,这些幸存者们与传统的PTSD(创伤后应激障碍)很不同。但是,西方的专家在这里工作好几年之后,最终让很多幸存者们成功地出现了“标准的PTSD现象”的症状。
在经过这次调查之后,作者就有一个疑问,到底是美国的专家发现了PTSD症状?还是发明了症状?有没有可能是在持续的调查、科普、宣教、治疗之中,也教会了当地的斯里兰卡人如何用美国人的方式来对创伤进行反应。
另外一个例子。
在上世纪80年代的香港,当地发现了与西方类似的厌食症。
在那之前,当地并没有出现遮掩的厌食症。当他们处理这些症状,当时这些患者不吃东西的表现和后来的厌食症有极大的差别。但是当媒体不断将西方的厌食症进行报道,并与明星等社会公众人物的保持身材的行为联系起来,这个过程好像也教化了青少年,按照西方厌食症的方式来厌食。
所以这个作者走访医生、了解资料后,提出疑问,如果来自西方的诊断体系在推广到中国香港或者其他地区时,如果我们不加选择的吸收,也许会把原来这个文化不存在的现象、甚至是一些有积极意义的现象进行病理化。
这也是我们在引进学习全新文化、外来文化时候,需要注意的。也是我们普通人在学习一种新的智慧和理念时,需要注意的。
也许,我们要参考自己的文化内核,去看到自己本身是如何理解所遇到的问题,再去学习新的智慧和理念。最终,我们要的不是“证明理论”“遵从理论”,我们只是需要在现实世界中好好生活,拥抱生命的精彩。
那我们现在如何来面对我们遇到的问题呢?且看下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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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九型之名,与我来一场生命的探索之旅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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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整理自心理咨询师李松蔚在《三连生活周刊》2019年第46期的封面讲解。因其理念和看法与九型人格相近,参考九型人格观点,整理于此,与大家共同学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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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李松蔚 整理/鲍俊伊 图片来自网络
我们的心理是不是真的有问题?
心理健康,相对生理健康,是更加抽象和宏大的命题。
现代人的很多精神疾病和痛苦,过去的人也有痛苦。但是过去,没有标准的名字,没有抑郁症、焦虑症这些可以描述的标签,给这些痛苦一个名字。而且过去,我们精神上的痛苦比较明确,因为物质匮乏,生存困难,我们作为人的方向比较确定—— 就是如何能够生存、繁衍,保证种群的存续。
那个时候,我们作为群体,有共同的敌人,天灾人祸,瘟疫饥荒,在那样充满危险和不确定的年代,我们的目标反而是高度确定的——就是如何在那样一个时代生存下来。
如果我们做到了,就很幸福,如果做不到,就会痛苦。
所以在过去,不需要在心理、精神上的痛苦做任何界定,因为这本身就是确定的。但是,当我们处于稳定、繁荣、发达的社会,饥荒瘟疫已经远离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我们有充分的自由去做自己,目标开始分化,我们产生了关于人生意义的迷茫。
具体地说,我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,我的感受,我的人生,我的追求,我的信念和这个时代、社会的要求是否吻合和匹配。
我是否可以做这件事情?
我是不是应该做这件事情?
还是我不应该成为这样?
这几乎是所有人心理困扰,甚至心理疾病的开始。
我们特别需要有专家与权威来告诉我们—— 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?这样的权威和秩序来维持我们内心的安定。于是,我们就弄出来各种心理问题的定义、诊断,是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不确定的时代找到的一种确定。
这是人们发明的权威规范。
举例说明,在传统的中国人情社会,搞好人际关系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,不用讨论。没有好的人际关系,就没有好的发展。不管你是否愿意,都会把建立人际关系、发展人脉当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去完成,这是生存的必备选项。
但是,现在这种情况出现了分化。
有的人开始发现自己比较内向,不愿意和别人产生过多的联系,更愿意独处,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些诊断:你这样具有社交方面的问题。而九型人格也把这样的人称为 缺社交,或者说社交本能发展不足。甚至比较严重的时候,心理学上会被称为社交焦虑障碍,孤独型人格,回避型人格。
通过这样,我们告诉人们,社会需要你们成为什么样子?
西方心理学发展到今天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,100多年中,发展出来了心理疾病、精神疾病一整套体系,如何解释各种症状,如何治疗对应的症状等。今天,这套体系不断地更新迭代,已经相当厚的一本书了。
一些原来的疾病被删除,然后一些新的疾病出现了。西方的疾病是西方的心理学家,精神病学家等通过西方的社会文化来界定的。他们有自己的信仰、价值观,而西方对于疾病的定义就是在他们的时代视野下,进行发展得到的结论。
这未必是终极的真理。
所以,在推广的过程中,这些诊断体系会遇到一些文化的问题。
比如,我们说到3号是成功型,往往是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,因为美国文化倡导勇争第一,力争上游。可是中国,我们更愿意低调谦虚,踏实肯干的人。3号在美国的形象,和在中国的形象,其实会非常不同。
这也让我们非常警惕,在不同的文化,不同的背景。包括不同的时代,应用这些诊断标准来为我们的精神痛苦命名的时候,这是否是合适的诊断?甚至这些是否是诊断?我们的痛苦真的是病吗?
在《像我们一样疯狂》一书当中,记录了两个故事,这个故事是一个美国记者写的。因为DSM诊断体系来自美国,美国把自己的诊断标准推广到世界各地,抹杀了不同背景、文化下本来就有的丰富精神现象。
比如,在斯里兰卡发生海啸之后,一个美国的团队到了当地进行了心理干预。在美国的诊断体系里面,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整套诊断标准,他们依据这套标准发现,在斯里兰卡,这些幸存者们与传统的PTSD(创伤后应激障碍)很不同。但是,西方的专家在这里工作好几年之后,最终让很多幸存者们成功地出现了“标准的PTSD现象”的症状。
在经过这次调查之后,作者就有一个疑问,到底是美国的专家发现了PTSD症状?还是发明了症状?有没有可能是在持续的调查、科普、宣教、治疗之中,也教会了当地的斯里兰卡人如何用美国人的方式来对创伤进行反应。
另外一个例子。
在上世纪80年代的香港,当地发现了与西方类似的厌食症。
在那之前,当地并没有出现遮掩的厌食症。当他们处理这些症状,当时这些患者不吃东西的表现和后来的厌食症有极大的差别。但是当媒体不断将西方的厌食症进行报道,并与明星等社会公众人物的保持身材的行为联系起来,这个过程好像也教化了青少年,按照西方厌食症的方式来厌食。
所以这个作者走访医生、了解资料后,提出疑问,如果来自西方的诊断体系在推广到中国香港或者其他地区时,如果我们不加选择的吸收,也许会把原来这个文化不存在的现象、甚至是一些有积极意义的现象进行病理化。
这也是我们在引进学习全新文化、外来文化时候,需要注意的。也是我们普通人在学习一种新的智慧和理念时,需要注意的。
也许,我们要参考自己的文化内核,去看到自己本身是如何理解所遇到的问题,再去学习新的智慧和理念。最终,我们要的不是“证明理论”“遵从理论”,我们只是需要在现实世界中好好生活,拥抱生命的精彩。
那我们现在如何来面对我们遇到的问题呢?且看下篇。